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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长征途中，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，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，战士年龄平均不足20岁，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%。曾有人说“长征，实际是由一群孩子来完成的”。美国传记作家R.特里尔这样记述：“大约54％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，甚至还有9岁至12岁的少年。”1955年中国人民首次授衔时，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，有222人参加过长征。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，9位元帅为36.5岁，8位大将为31.7岁，48位上将为25.9岁，157位中将为23.8岁。

　　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，在长征途中转战14个省份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其中，跟随中央红军的他们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，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，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，其中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、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，攻占县城100余座。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平均每天行军约37公里，每行进300米就有1人献出生命。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，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，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，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抗击着军和各路反动军阀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一直到走出困境，走向胜利。

　　在茫茫的草地上，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。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即将临产，部队只好停下来，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。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，追兵越逼越近。这时，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、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，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：“一定要顶住敌人，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！”整整两个多钟头，小生命姗姗来到人间。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好几名战士，有人轻声叹息，董振堂却板起脸吼道：“我们干革命打仗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？！

　　进入草地之后，红军的后勤给养非常困难，所到之处草根、树皮、植物茎块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。后来，部队开始吃一种长着短刺的野草，那草的刺有毒，用手一碰，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疼，吃多了，大小便还会出血。战士们有的把机枪带、皮带煮着吃了，甚至连宣传员背上的鼓，也引起了大家的“食欲”。干部们说：“宣传鼓动的目的是让大家走出草地，现在填点东西才能走出去，只要人在。”几个战士默默地把鼓拆了。两张薄薄的鼓皮，撕成若干小块，饥饿至极的战士每人分一块。

　　1935年5月29日，由王开湘（后被更正为黄开湘）、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，经过两昼夜120多公里急行军直指泸定桥。22名红军勇士手持驳壳枪，背插马刀，腰缠手榴弹，冒着雨点般的子弹，在铁链上匍匐战斗，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攻占了东桥头。有的回忆文章说：“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，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。”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提前一天赶到的川军第三十八团已把桥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，红军就赶到了，且守桥的川军是所谓“两枪兵”，就是一支步枪，一支大烟枪。在他的《红一方面军的长征》一文中，和他题写的《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》纪念碑碑文中这样记述：突击队“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，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”，纠正了“攀着桥栏，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”的描述。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织成突击梯队，踏索夺桥；三连跟在后面，边冲锋边铺木板；一连打掩护；四连负责递木板。在突击队发起攻击后，敌人在桥头纵火，妄图阻止我军前进，这时东岸我军也赶到了泸定桥，很快将火扑灭，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，有的被我军消灭，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。

　　江西兴国县是名副其实的长征烈士第一县。据统计，兴国共有23179名烈士，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，相当于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，都有一名兴国儿女化作的生命路标。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，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，红军队伍中有一个师就叫“兴国模范师”。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，仅来自兴国的就有2位上将、5位中将和47位少将。曾赞扬“兴国的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”，他亲笔题写的“模范兴国”巨匾，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，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。

　　从1934年10月7日起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，要中央红军主力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，秘密、隐蔽撤离战场，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（又称“红星”纵队）、第二野战纵队（又称“红章”纵队）一起到于都县集结。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、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，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“长征第一渡”。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，严密息，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，使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“聋子”“瞎子”。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，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，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移了。

　　在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，共有32位女红军历经艰难险阻，胜利完成了长征，途中没有一人掉队，没有一人牺牲，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。1935年11月19日，任弼时、贺龙率领红二、红六军团（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）离开湘西开始长征，其中有21名女红军。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有7名女性，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，被称为“七仙女”。而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名妇女，还组成了一个妇女独立师（团），在长征中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，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（不含后来加入的女性）。可以说，参加过长征的女性约3000名。其中，有的是“三寸金莲”的缠足女子，有的身怀六甲并途中生子，有的有伤多病，但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。

　　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，原名金勋，又名杨宁、杨林，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。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，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、红二十三军军长、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。在湘江战役中，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、政委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。1935年2月，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，与陈赓、一道率干部团在“开展战局的关键”时节抢占娄山关。1935年4月，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部队，徒步急行军140公里，按时抢占皎平渡，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。1936年2月22日，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毕士悌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，牺牲在黄河岸边。

　　“红军炮兵的鼻祖”武亭，原名金武亭，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。1923年初，秘密来到中国。曾历任红军连长、营长和团长等职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。长征开始时，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，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。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、广西龙胜阻击战、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，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地完成了担负的作战任务。1935年6月，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，收回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革军委、通信联络的密码本。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，并设法与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。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，带着电台、密码本，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送交红一军团。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，武亭被誉为“红军炮兵的鼻祖”，1952年10月在朝鲜病逝。

　　“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”洪水，原名武元博，曾用名阮山，1908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内。1932年１月，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。1935年，博古对洪水起草的《工农剧社章程》提出批判，洪水被打成“高级特务”并被开除党籍。随后，洪水背着“高级特务”“国际间谍”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。遵义会议期间，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在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、恢复他的党籍。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洪水奉命跟随朱德、到左路军工作。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，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，第三次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。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，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1950年10月再次来到中国工作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少将军衔。1956年10月21日，洪水在越南逝世。